雍容女士专职于公益事业，目前任职国际环保组织- 绿色和平东亚政策与公共事务总监。她负责绿色和平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本土化生存和发展整体策略，规划并实施工作战略和方案，创立绿色和平政策和对外关系部门，使机构迅速发展。从2008年的10多名人员发展到现在的近80名专职员工。
熟悉的人都叫她叫“小非”，因为她曾经是中国派驻非洲的外交官。在坦桑尼亚工作多年，负责领事部日常工作和护侨工作，促进中坦外交，保护在坦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利。参加接待几十批我国政府访坦代表团，得到时任总理温家宝和外交部长李肇星的赞赏。
怎样？是不是马上内心充满了好奇？
– 一位外交官居然转职进了NGO公益组织？
– 绿色和平给大家影响最深的照片恐怕就是在公海一艘小船与非常大的日本捕鲸船的对抗以保护鲸鱼，那这个一个看上去非常酷的组织，现在是从事什么环保事宜呢？
– 绿色和平在中国又做了什么？
– 为什么说 Globaliazation Is Location？
以下为雍容女士的讲座录像及其文稿剪辑，敬请观看，希望能稍许解答大家心中的疑问。以及，雍容女士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绿色和平观点以及UAC观点。
– 为什么由外交官变为NGO 视频 0（时）:00（分）:24（秒） 第一个十年- 70至80年代初 初创期 0：15：39 第二个十年- 80至90年代 成长期 0：18：50 第三个十年- 90至2000年代 成熟期 0：21：50 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5年北京申奥 0：40：52Q 为什么会从一个政府部门到非政府组织，为什么会从外交官变成NGO的专职人员？A 因为非洲。我其实是第一次是在非洲的工作期间碰到了一些公益人士，因为那边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病痛、贫穷，还有战乱。在中国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一个体制，但是在很多西方国家其实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在非洲很多国家也是。所以我们其实在那边真的碰到了各种各样的公益人士，有联合国系统的，有国际组织，也有本土组织，也有像各位这样的志愿者自主的机构。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有爱，其实都是爱心的一种奉献，我其实还蛮感动的。后来我怀孕回到中国，做了一年全职妈妈之后，我重新开始找工作。因为我的孩子，我想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平衡工作和家庭，想找一个更自由更有爱的一个社群，所以我就来到了NGO这个圈子。偶尔看到绿色和平的招聘启事，以前听说过，在公海上有一些小船去冲往日本人捕鲸船保护鲸鱼，觉得还挺酷的，所以我就去投了简历。他们正在想在中国发展，想找一些能够了解中国懂中国的人，在中国特别重要。就像我刚刚说的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一个情形，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它是政策的制定者，是社会的管理者，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惩戒者。如果NGO在中国，特别是国际NGO想在发展的话，需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政府，了解政府官员的思维方式和办事方法。因为我正好有政府关系背景，就挺契合的，所以我就开始在绿色和平工作。环保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议题，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有更干净的空气，更安全的食品，所以我就在这里做，绿色和平是一个很希望了解当地、很希望能够做实事的一个机构，所以他会用我这样的中国人，用我这样一个没有在国外有教育背景、又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人，所以就做了下来直到今天。08年的时候，我开始在绿色和平从事政策与公共事务事宜。我们现在有个小小的3人团队，我们主要去跟政府部门去沟通，第一个是了解他们现在关注的一些议题，第二个是了解他们现有一些政策实施中的想法或者述说一些痛点，如果我们有一些建议，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政策诉求。如果我们发现一些问题，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所以主要是跟政府部门打交道。
绿色和平说起来是大机构，其实每个机构都是从最开始发展起来的，怎么样从70年代的时候一个小机构做成现在一个全球有2000多人，有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又做一些什么项目，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筹款，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机构的口号叫做行动带来改变，Positive Change Through Action，所以我们非常强调行动，而且我们希望这些行动能够看到成果，而且是要有积极的改变。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在第一线去发现这些环境问题，去分析和去解决。我们是在1971年成立的，所以今年已经40多岁了，算是个中年人了。现在的总部在欧洲，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目前在全世界50个国家和地区有办公室。起源：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在1971年，美国那时候刚刚从越战的泥潭中刚刚翻身出来，一群美国年轻人（12个人）跑到了温哥华，听说美国政府要在一个无人岛上做核试验，就在温哥华的码头上租了一条船， 就说大家就想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可能是小人物都可以做成大事情。在路上想了一个名字，叫绿色和平，绿色是我们想做的议题，和平是我们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期待，临时做了一些旗子，上面写着Green Peace。但这次活动其实没有成功，在公海上就碰上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被拦住了。我的前辈们用的方式是：他们没有去对抗，而是送给海军陆战队一瓶和平鸽，是纸叠的和平鸽，因为是和平非暴力抗议。同时他们得到了海军陆战队的将士写的一封感谢信，他们说，”我们的职责是要把你们赶回去，不能让你们去小岛。 但是我们作为个人，我们尊重你们的勇气，我们为你们做这样的事情感到很钦佩。“所以他们就很沮丧的回到了温哥华港口。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因为船上这12个人中有一个人的妻子是个在温哥华的记者，每天在向温哥华的媒体报导此事。所以等这12个年轻人灰头土脸的觉得失败了，回到温哥华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像英雄一般的待遇。因为公众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说“你们的勇气可嘉，就只是你们即使没有做成事情，你们展现你们的勇气，我们也表示很钦佩。”这件事情让绿色和平的这些年轻人们决定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个人的力量可能很小，但是可以通过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工作方式我们用的是非暴力直接行动。我们不能用暴力行为，但是我们会直接行动。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这也成为绿色和平最主要的一些价值观和工作理念。我们相信通过公众的力量，通过非暴力直接行动，可以打赢一场环保战争。
我们有大概2000名像我这样的专职员工，300万支持者是我们的donor，就是给我们捐钱的公众。为了保证绿色和平的公正性和独立性，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层面上不接受任何政府企业和政治资金，我们只接受市民和独立基金会的直接捐款。什么叫独立基金会呢？比如说马云做了一个阿里巴巴基金会，我们就不收他的钱，因为他是企业基金会，如果马云他做一个他个人基金会，他叫马云基金会，我们就可以确认它后面没有企业，它没有要去给企业做广告，没有去推行企业价值，我们是可以收它的钱的。所以我们只接受市民和独立基金会的直接捐款。可能大部分中国人知道绿色和平是它的反捕鲸行动。这张我选了一张反捕鲸的照片，其绿色和平很善于用一种以小博大的展现一种状态，我们看照片左下角有一个小小的快艇，对吗？这个快艇上面有一个人站起来正在拍照，所以我们快艇上总是会有我们的companion，我们叫campaigner，我们是做campaign，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媒体或者有我们的摄影师，我们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我们知道在工作现场可能知道的人太少了，我们需要通过影像资料让更多的人来知道这个事情，只要这个事情成为公众关注的事情，它才可能有影响力，它才可能推动改变。所以用这种方式，我们甚至有时候把自己以身涉险。
早期的这种行动方式有点激进，直接冲到问题的最前方，是非常西方的。这种特殊的博弈形式，无疑来说是非常西方的，而且是非常有那个年代的特点。今天不光是在西方，在很多地方可能也不一样了。但是这种最早的这种抗争精神，这种无畏去面对问题，甚至通过制造冲突来引起公众关注，通过直接行动，有的时候甚至以身涉险这样一种基因，一直留在了我们机构的DNA之中。今天你去看世界各地的绿色和平，其实还没有放弃这些东西，基因没变，但是我们人在成长，机构也在成长，我们不可能永远是20岁出头冲动的小伙子。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机构在全球的4个十年的变化，虽然我们其实内部并没有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法，这是我以中文写下来的。第一个十年- 70至80年代初 初创期 在那个年代，其实整个环保议题也不是一个像今天这样的热门话题，公众对环境意识刚刚开始提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引起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我们会用一些勇敢、甚至是一些激进的行为方式，用一些几近疯狂的举动，来唤起民众对环境破坏的关注度。我们也很幸运，正好赶上了视觉化媒体刚刚出台的时候，报纸广播那时候都很红。你看那个时候每个美国总统上台演讲很多民众是通过听广播来听到的。所以在这种媒体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媒体的方式来增加我们的影响力。所有的工作都需要钱对吗？我们第一次出去也得租一艘船，所以说筹款从最初一开始就是我们机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且我们这些前辈都没钱，所以我们需要需要捐款。那种能够上报纸、引起公众关注，其实也是跟捐款的方式是有关联的，通过我们的曝光率，通过让公众看到我们的勇气，我们得到了一些捐款。我们得到了一些不定向捐款和机构捐款。什么是机构捐款，就是指不是根据你的项目（不是捐给你去做一个反捕鲸项目或反核项目），而是捐款给你绿色和平这个机构，相信你这个机构，你做任何项目都可以。第二个就是不定向捐款，不是只有一个固定方向。有的时候大家会可能收到一笔钱是捐给养老院项目的，就只能落在养老院项目上，这钱只能捐给做项目，不能员工发工资，这叫定向捐款。所以我们早期的时候就开始争取得到一些机构捐款和不定向捐款。我们也希望是持续性捐款，但是我们不排除一次性捐款，因为那时候刚刚起步，所以更多的时候公众可能是一次性给我们捐款。也有一些专项捐款，这是第一个10年。第二个十年- 80至90年代 成长期 那时候也正好是全球环境治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果我们现在看全球有三大环境公约，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荒漠化公约，都是在八九十年代出台的。这张照片就是1992年的里约地球峰会，来决定了环境问题成为一个全球政府谈判桌上的一个重要议题，不再是只有以前的军事谈判裁军谈判，环境谈判也变成一个全球谈判。这时候绿色和平也参与其中，我们对这种政府间合作、对联合国的环境公约充满了期待和乐观，所以绿色和平的人开始以专业环保观察员的形式参与到国际谈判进程中去了。我自己也去过巴西，参加了2012年的纪念里约地球峰会20周年的那次会议。我们开始要求我们增加我们的专业能力，在国际谈判中作为观察员，可以去听政治家们在说什么、甚至可以在上面发言，所以要求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我们需要懂技术、需要懂政治、需要有我们的战略规划、需要有我们的游说能力，但是同时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最初的角色，就是揭露环境重大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是会有同事冲在第一前沿，因为那些其实是公众最初认可我们，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地方。
捐款方式在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个新的捐款方式，叫做定期捐款。前面我们讲的是一次性捐款，所谓的定期捐款就有月捐季捐，这种定期捐款的方式就可以保证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是月捐的话，就像每个月拿工资一样，每个月我们的支持者就会捐给我们钱，是有持续性、稳定性的资金来源。在做捐款的时候，我们非常重视，让他们知道他们捐绿色和平是因为我们做了他们不能做的事情，如果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事情，那可以捐给任何人。这时候需要找到机构的独特性，比如说勇气是我们的一个独特性，现在专业性参与国际谈判也是我们机构的一个独特性，所以他们捐给绿色和平这个机构，不仅是觉得你们真的很酷，认可绿色和平，你们真的很有勇气，同时他们也觉得你们做的事情我们是很认可，而且这个事情真的很不一样。第三个十年- 90至2000年代 成熟期 200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全球经济大发展的时期，我们机构也就进入了成熟期，我们看到我们做了很多公众、很多政府的工作，这时我们开始做企业的工作，因为跨国企业真的是太厉害了。2000年代其实是一个互联网和全球化大发展的阶段，很多跨国企业的全球碳足迹，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了。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会发现，如果揭露企业的问题，它可能会对人类社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而且如果企业可以改变，反过来可以倒推政策的改变。这张照片是在北京的国贸桥下面的惠普大厦，我们在全球都做一个反对惠普用毒的一个项目- 当时是在做一个电脑里面的电子垃圾，就是我们用的电脑里面有很多有害物质，希望他们停止使用那些有毒有害物质，换一些对环境更有好的东西。因为我们是全球组织，就在做全球这样的这种行动。中间一个是我的同事，左边右边都是志愿者，他们穿上了防护服，戴上了防毒面具，并不是因为北京真的有毒，而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来把我们的核心信息传给他们。活动也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所以我们也上了头条。但是这个只是我们工作的冰山一角，上面一块，其实我们在这之前跟这个企业有很多的沟通，在现场也发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其高层来收这封信。我们也在互联网上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跟很多公众一起联系沟通，告诉他们我们在做什么，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网络联署这4个字，我们这封信上面得到了几万个全球公众的联署，他们支持这个行动，也就是说不是绿色和平一家在跟惠普企业，也是全球有几万个公众一起跟惠普在喊话。所以公众从原来的在媒体上关注我们的吃瓜群众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变成了环保运动的行动。筹款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就像我前面说的，因为公众不仅仅是围观群众，不仅仅是吃瓜群众，他们也是参与者，他们也是行动者，所以我们的筹款就跟这种项目工作更多的结合在了一起，让我们的支持者有一种更多的归属感。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你们捐的这些钱其实是有用的，不光是我们做了事情，而且还是有成果的，所以我们在努力展示我们工作的成果。同时我们也告诉大家，就是环境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这个议题的重要性和持续性非常的重要。可能我们今天在惠普面前做了这么一个行动，只是让其承诺到10年之后在电脑中永远不用毒，还有未来还有10年的路要走，而且10年内其能不能做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议题的重要性还是需要得到更多的宣传，让大家看到即使眼前没有成果，未来这个事情的方向是对的话，公众也会支持我们。现在 转型期 现在我很难用一张图片来表达我们绿色和平现在全球的情况，所以用了乱七八糟的好多图片，我觉得特别代表今天这个世界的多变、这个世界的复杂、甚至是世界的混乱。 有的时候常常让人们感到有一种不知所措，所以就开始逃避，甚至来否认问题。比如说像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其实公众已经感到疲倦了，听了太久了，但是到底气候变化改变了吗？温度没有在上升吗？效果在哪里？因为互联网特殊的算法和茧房效应，让更多人觉得活在自己的社群里面，他特别关注自己关注的议题，所以这种人群的个性化表现也特别的突出，大家也期待一种更个性化的信息和个性化的服务。
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包括疫情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全球化其实面临很大的挑战，大家都在内卷都在收缩，更关注自己的身边，关注本地议题，你光说说问题很严重，那解决方案呢？所以这个是今天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大的挑战。上面讲的就是绿色和平在全球大概4个十年这样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是40多岁。A 我们其实还是在做三方面，一方面我们原来的DNA的东西不能丢，有问题我们还是会说，公众意识永远都做不完，我们还是需要去提升公众意识。 第二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光说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工作是专注在解决方案上，气候变化很严重怎么办？空气污染很严重，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更多提供解决方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让公众参与的时候，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听到了更多的多方面信息，所以他们可以更理性更专业的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间来，而且形式也会有多种多样。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的筹款团队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队，我大概举一个数字就是绿色和平每捐来10块钱，我们要返花三块钱回去做筹款，大概就是这个比例。包括我们请专业的人士设计专业的筹款方式，针对不同的受众提供不同的信息，给予不同的服务。我们筹款的层级也很多，有小额、中额，有月捐、季捐，有不同的方式，还有比如说买好空气，买一套空气清洁设备，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做捐款。所以做筹款是需要投入的，不仅仅是把项目告诉大家就好了，要用专业来做筹款。所以我们希望让我们的支持者不仅能够看到绿色和平的价值观、认同我们的价值观、看到我们工作是有效的，而且还让他们感觉到我们不只是一群愤青，我们专业、专注于解决问题，所以只有帮助到别人，他们才会感到有价值，所以他们也更愿意帮助绿色和平。
我们是2002年到的北京，到北京就是来到中国了。在中国，我们会做什么？最初的时候我们是在中央民族大学租了一个小房间，做一个小展览，从最初的展览开始，然后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的一些工作，我们把它做成小册子，从最初的公众宣传开始做起，直到今天。我2008年到绿色和平的时候，绿色和平就十几个人，现在专职工作人员是80多人，不算志愿者和我们的那些donors支持者。我们很强调一点，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角色，中国太大了，中国的环境影响不仅仅影响到中国，其实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都有至关重要影响，所以我们希望中国做一个绿色转型，绿色转型中绿色和平可以做什么？我们力量很小的，希望成为转型的加速剂，因为我们的工作转型可以稍微快一点点，本来可能要10年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绿色和平的工作它变成了9年半可以解决，或者是8年可以解决，我们就是一个加速剂的角色。
我们在中国做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有问题我们还是会揭露。这个是在祁连山的一个煤炭污染问题，你看前面有一只小狐狸，其实当人类这种掠夺资源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会对生态系统对野生动物造成特别大的影响。这个项目当时在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广大关注，但我们也得到了很大的地方压力。我们会继续揭露环境问题，但是我们找到一个政策的支持点，中国有一个生态红线的政策，所以说我们揭露问题是要助力于生态红线政策的落实。这个是我们森林项目，我们也是发现了很多毁林的问题，我们不仅仅是在我前面说的一样，在国际上做媒体的发布，我们更多会去告知政府，如果是真问题，其实政府一旦行动起来，他们的效果是比NGO的效果是强很多的。所以2014年浙江省林业厅就采取了非常认真的的调查，甚至后来成为国家林业局2015年说全国十大案件之首，影响力还是挺大的。第三个是我们在揭露这些问题的时候，还要找到一些政策窗口。因为我们当时知道中国正在做有关于化学品政策的一些制定，所以我们希望在窗口期能够通过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把我们的一些观点影响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间去。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系列有关于污水、化学品的一些工作，特别是在媒体上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从而让这些政策制定者在政策制定的时候也开始关注化学品问题，在中国在我们做这个项目之前，化学品以前是属于什么？是属于安全危险事故，安监总局管，生态环境是不管化学品的，所以就只有爆炸、死人那时候才会管。所以我们做的很大一个工作，希望把化学品管理向前推，就是还没等到发生事故的时候就开始管起来。所以我们就在做了一系列的项目，我们觉得非常高兴的就是现在生态环境部的化学品处已经是污染防治司是最重要的处之一了。
公众对这个东西觉得很远，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公路中的切入点，就是纺织行业、时尚行业。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一个工作的方式，我们请了一个专业的模特去拍了一组污染大片，我们到了浙江纺织厂的现场，让他们看到我们身上穿的这些美丽的衣服是怎么来的，污染多少中国的江河湖海，就把老百姓、公众与自己觉得好像很远的这个问题连接起来。那套报告系列我们叫做时尚之毒，我们做了1234系列报告、时尚制度系列报告，其实是讲纺织行业的污染，我们最终推动了耐克、阿迪、李明等80多个国际和国内品牌，承诺他们说要到2025年就在行业生产中不再用有毒有害物质，然后这些企业真的他们一起去跑去找政府说“我们这些企业已经做了很多，我们国家行业标准是不是要改变”，所以行业协会就牵头去跟政府部门述说。怎样能够让当地政府、更多的多方能够参与到行动中来，这就是一个大家可能有启发的例子。NGO可能第一时间不能把所有的部门都能够activate、能够发动起来，你找到撬动的点，然后慢慢地通过企业改变了之后，他可能就会推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就会去推政府就一步一步就做到了这种多方联动。
这个也是对公众，这两年我们在北京做的一个关于手机的一个宣传活动，手机其实里面有很多贵重的金属，是不是我们要那么快的换手机？是不是我们用完的废旧手机就在抽屉永远睡觉了？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些公众宣传的活动，公众不仅仅可以成为推动企业和政府绿色转型的生力军，他们自己也应该是环保的践行者，绿色生活绿色消费方式，也是我们这两年在中国大陆做了很大的一块工作。有一张我的照片可以看到右边那个人是我，2010年的时候还有一些环境突发事件，这边有个爆炸，然后那边有个火灾，那边有地震，现在越来越多，像全球也都有。 在这些大的环境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一个NGO可以做什么？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做的事情可以很小，跟今年疫情其实有点像，就在大的环境、大的社会事件之中、大的危机中我们要不要参与，怎么跟我们的日常工作和这种突发事件结合起来。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刚到绿色和平，那年也叫中国公益社会爆发年，就是所有的公益组织都想去帮忙，去汶川的路都被堵死了。在这种大的社会事件突发危机的时候，我们都想参与，因为我们都是奉献爱心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要想清楚我们的角色，所以绿色和平就选择了一个做什么呢？叫做次生环境灾害检测和预防，啥叫次生环境灾害？就是第一个它是爆炸，爆炸完了延伸出来的一些问题，在汶川它是一个地震，是一个地质灾害，但是四川有很多小型中小型化工大化工厂，国企政府都管起来，但很多私企、甚至是小的作坊没有人管，但是一旦有一桶化学物质只要流到江河湖海之中、泄到环境中间，它对于环境损害和对人体健康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这些需要被管起来。所以我们就去干了查漏补缺的工作，我们就派出了我们的快速行动小分队，有专业的设施，所以你看我们同事有戴着头盔，戴着防毒面具，戴着口罩，同时还在拉警戒线，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已经快要倒塌的一个装化学品的仓库的塔，所以他们拉警戒线不让周围的人民群众来靠近。我们在第一时间取证之后，把这些资料再交给环保部西南督查中心，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发现环境隐患，来预防次生灾害的发生。
第二类，这张照片是我在2010年的时候在大连。大家有没有看过叫《烈火英雄》的电影，是黄晓明演的，讲那些消防员的故事，根据这个事件改编- 有一艘运油的船进入大连的时候，在输油的过程中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输油管道就爆炸了；爆炸了以后就污染了整个海面，而且还造成了一名消防队员的牺牲。 我们作为环保组织，当时是觉得我们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在媒体上看到信息非常有限，所以我们作为专业组织就想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带着我们所有的装备，带着我们的专业人员。
我是做政府关系的，我们所有的工作，发现任何东西都要第一时间跟政府部门去沟通去报告，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我们只能拉一个警戒线，不让别人靠近，但是我们不能把那些危险物品转移走。所以我们的角色其实就是一个查漏补缺，真正要把这个解决问题的，我们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力量，我们是解决问题的加速剂。
好，还要做一些正面积极的事情，前面都说了好多就是揭露问题的，其实揭露问题只是我们工作的一个DNA，但是我们还要做很多跟时代有关系的事情，就是我们除了发现问题，我们还要认可各方面的积极努力，所以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上面，我们发挥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特别的优势。比如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5年北京申奥的时候就是有两方面的声音，政府这边就说一切都好，但国际媒体有很多负面信息。当时我记得一个最大的信息就是说美国的马拉松运动员一下飞机就戴上口罩，因为他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不拿政府和企业的钱，做了独立的环境评估报告– 在这里面我们说了北京的努力，还有北京的一些不足之处，我们叫做错失的机遇，还有绿色和平的建议。意外的是这份报告得到了各方面的特别重视，从国际奥委会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到北京市奥组委都特别认可，因为我们这种独立第三方的声音，所以到了2015年北京申冬奥的时候，冬奥考察团跑到北京来，专门跟北京市政府说一定要见见绿色和平，听绿色和平怎么说？北京的空气到底是不是那么危险，可不可以能够举办这样的国际体育赛事，所以我们就受到了冬奥会的冬奥组委会的邀请去介绍北京的环境状况。对这种独立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声音，也是我觉得我们在中国能够有价值，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生存下去的一个安身立命之本。这是在国内，还有在国际上也是这个例子，其实跟之前奥运会有点像，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这样的例子上面，也是国际上对中国有很多误解，中国都做了那么多了，还在谈判上面老是受到很多压力，所以绿色和平也叫一个中国的民间评论员，发出我们自己独立的声音，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既不能只说好，也不能只说不好。
在新时代其实我们也做很多这些创新的工作，其实所谓的非营利性清洁能源孵化器，我们也想学习商业界的这些经验，虽然不接受商业企业的捐款，但是我觉得商业圈子是创新最有活力的发源地，所以我们想从他们那里汲取一些营养，所以我们就做一些小的清洁能源孵化器，希望有一些小的清洁能源的创业者能帮他们连接到一些天使基金，连接到一些资源，或者帮他们提高一些能力，让他们能够在创业的世界里能够脱颖而出。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我们自己叫做enable了，就是赋能，就是我们称为一个赋能机构，把我们的国际优势能够发挥起来，帮助这些小的个体创业者，特别是能源领域的个体创业者能够发展起来，有好多事情不一定都要我们自己来做。
好，这个是前面朋友最感兴趣的一个例子。可持续农业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必须可持续，可持续农业其实是针对我们原来的那些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农业的一个新说法。我们为什么不说有机农业，也不说绿色农业，是因为可能现在还做不到完全有机，做不到完全不使用化肥和农药，所以我们用的是可持续农业这个词。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做这种可持续农业的创业者其实是很难，因为他们的能力有限，如果他们要专注做农产品，他们就卖不出去。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帮他们连接网络，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帮他们连接政府的支持，帮他们连接商业的平台，在京东上做供应，做众筹，帮他们连接到消费者，让他们的大米还没收，就已经全部卖出去了。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支持可持续农业这些在地的农民，跟前面支持小的企业创新者是一样的。通过这种连接网络，通过这种利益相关方的加进来来帮助他们的成长。
最后讲讲为什么说全球思维本土行动，我们英文叫global thinking，local action。我们这张图片其实我选的是一张天安门的关于空气污染图，蓝色的那部分就是没有空气污染时候的样子。 那些灰色的是2013年冬天空气污染特别严重的样子，所以蓝色是我们的目标，可能灰色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挑战，对于我们来说外面这个世界变化，所以绿色和平从原来的专注于揭露问题，特别是到中国以后，我们告诉大家我们有能力解决问题，即使我们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我们也会建立这种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案和制造一些解决问题的平台，让大家合力共创解决问题。还有我们之前用的很多非暴力执行，你看在中国，我们是不做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我们做公众参与，我们觉得应该各方共同行动，才能来推动积极的改变，因为环保这个议题本来就不是我们一家的事情，是所有人关注，我们相信我们跟政府、我们跟企业、我们跟每一个公众、我们的愿景都是一致的，我们没有敌人，我们都是战友。所以只有这样连接更多的人一起来行动才能推动积极的改变。基本上就是这些。谢谢。（精彩的讨论互动请点击音频如下）
贴心小编又来啦，想知道以下问题的讨论过程吗，请点击音频如上：– 绿色和平是如何调研和筛选议题的？如何与专业人士以及公众人物展开合作？– 绿色和平在发展过程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使命？又是如何达到现今这个成就的？– 绿色和平是如何调动志愿者的？又是如何进行内部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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